《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1980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保护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iv．以一种普遍能理解的方式。

商业领域的个人信息应当以促进服务的提升和更好满足消费者为目的，避免利用个人信息来无限度榨取消费者剩余。但本文相信，这个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至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比起OECD，APEC增添了一项预防损害的原则。网站或机构并不能通过和个人进行谈判或合约而宣称个体放弃了此类权利。[49] 对于个人信息所涉及到的公共领域问题，可以参见：Robert Post. 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 Google Spa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hpere[J]. Duke Law Journal,2018. [50] 本文所提出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更接近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参见：Fred H. Cate。

尽管不同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都提到了可责性原则，但它们对于信息控制者所施加的限制并不相同。2009年，全球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的大范围流行，这使得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大为紧张，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通过医院等部门所登记的信息对个人信息进行分析，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3）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

根据通说，选取特定的手段可能是因为专横、不正当而不能完成立法目标，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实现立法目标。回到中国语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重大风险的挑战，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一个预防风险的法律框架，成为中国宪法学无法回避的课题。第三，在此种实践理性之界限以外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界限。四、风险预防义务规范的体系化 （一）风险预防义务规范的一般结构与功能 风险预防作为一项国家在宪法上的义务，其规范逻辑结构由风险领域和预防手段两部分构成。

从表面看，虽然上述三类手段都没有对基本权利主体产生直接强制的效果，但是如果现代国家通过信息、价格、数据等要素来广泛影响市场，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改变特定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条件来间接改变其行为和心理状态，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自由意志也就有被监管机构实质支配的可能。例如，《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直接使用预防概念的典型是《德国基本法》第20（1）条的环境保护国策。总之，虽然卢曼与贝克的风险社会学在理论关怀与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二者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出现代风险社会是古代阶级社会根本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例如，《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该案讨论的焦点是联邦议会制定的《能源法》第7条规定的给原子能制造、处理、提炼的设施设置许可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

对此，《食品安全法》第69条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识，就是通过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容忍转基因风险的不确定性。摘要  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预防重大风险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底线思维的要求。风险预防是社会价值判断与技术运用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预防在立法上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产生侵犯效果的强制—命令型手段，另一种是产生支配效果的激励—诱导型手段。

例如，《食品安全法》第113条的规范意图正是鼓励监管部门与社会通过信息交流，释放市场对从业主体的不同评价信号，影响其市场地位和行为，增加其市场交易成本，从而达到抑制风险的目的。该条实际上设定了违法归责原则，让违法行使职权的国家机关成为赔偿义务主体从而将风险从受损失的公民转移到国家机关，并通过国家赔偿法追偿制度的设计，进一步将相应风险转移给在侵权行为中存在违法或过错的国家公职人员。

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2条规定的风险警示行为并没有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处分效果，但通过这种指导性的手段可以很好地提示相关市场主体进行风险监测与评估。（一）剩余风险分配的合宪性审查 剩余风险分配的基本规则是国民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后者导入了调控、引导、激励、信息搜集等模式，目的是增进国家风险监测、评估、交流和管理的能力。（2）对于政治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禁止。例如，《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4）宪法保护的法益位阶。这种世界观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所证明的确定性秩序和康德的普遍形式伦理学基础上，危险消除模式假设必然存在一个确定的、原初的秩序。这种体系要求我们要学会分解处在风险中的事物，对事物可能出现风险的阶段和环节进行识别，从而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相应控制性标准。

对于强制命令型的预防手段，该标准适用比较容易。但是，只有宪法才能在一种整体视角下建构风险的一般法教义学类型，从而为各个子系统中的风险预防提供根本法律依据，并协调各个子系统的行为，防止产生新的风险。

风险是一种世界观，是我们观察现代社会的视角，要防止把风险概念及由此产生的预防义务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卢曼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引入了系统自身的认识与反思这个维度来理解风险概念，从而打破了自笛卡尔、康德主体哲学以来的机械世界观。

我们必须把预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例如，在宪法规定的社会安全领域，食品安全就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二，以绩效为基础的控制。所谓风险转移就是通过在法律上规定归责原则，让风险的潜在危害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由此，风险与某种基本权利接近程度越紧密，则立法者和执法者对风险的控制就应当越严格，所动用的干预手段也可以越强烈。在法律上，对风险范围大小的考虑因素一般包括：潜在影响的群体规模、有无重点人群、扩散性大小、发生概率、是否会发生次生损害，等等。

从目的解释看，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此种不确定性是无可避免的，因而在此范围内，应由全体国民承担相应不确定后果。

（2）基于风险交流的目的。而工业文明后期的风险则是借助全球化效应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弥散传播，由此产生了一种与财富分配的阶层不平等现象完全不同的回旋镖效应：现代风险是民主、平等分配的，与个体所处的阶层乃至国家没有关系，风险迟早会冲击所有的风险制造者或受益者。

进入专题： 风险防范 国家义务 法教义学 。上述标准说明了风险预防义务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由于风险在主观认知和客观行动中的高度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特定领域风险的预防不具有精密厘定的特性，而只能确立一种相对客观和具体的标准，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运用裁量权加以处理，立法者只能提出相对合理的裁量基准。

在这种体系下，企业被要求要识别、分解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储运过程中每一个可能发生风险的环节，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防止危害发生。无论何种预防手段都需要全面进行价值衡量，尤其对于激励—诱导型的手段，由于其涉及对市场和社会选择的潜在调整与修改，更应该合理平衡调整前后的不同价值冲突。（一）预防义务的宪法根据 风险预防义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国家保护义务扩大的结果。然而，卢曼强调风险本质上是系统在执行特定功能过程中自我认识与决策的结果，它每一步基于之前的认识所做出的决定都会同步影响另一个系统对此的反应，但由于系统都只按照自己内部的自我指涉系统来操作（如法律系统只按照合法/非法的二元代码来处理信息），从而导致不同的系统对风险是否存在及其大小的感受不同，由此采取的行动也就不同，这反过来又产生和加剧了新的不确定性。

由于科技的影响，法教义学最初对危险与风险的区分的确集中在能源、环境、食品、基因技术等领域，但风险的本质是社会子系统认识和行动的双重不确定性，而每个系统都处在不停地认识与行动之中，因此社会各个系统既是风险的制造者、受益者，也是风险的承担者、受损者。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领域，还可以发现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的宪法依据。

由此，2018年宪法修改特别强调我国还需要长期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反之，就算能设法做到法律中列出呆板的规则，而将特定的安全标准固定下来，对科技的持续发展及相适应的基本权利保障而言，也毋宁是束缚而不是助益。等等，都需要立法者予以充分评估与管控。